他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的是对清王室的满腔“忠诚”，正因如此，他后来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为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他还曾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古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一面是“卖国汉奸”，一面是“国学大师”，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投身农学与教育
处于清朝末年的罗振玉本来也想通过读书科举走上仕途，以光耀门楣、报效国家，无奈在经过童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屡试不中，在科举的路上止步不前了。好在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挽救国家危亡思潮的普遍传播，中国人开始接触并积极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很快新式学堂教育就逐渐开始替代中国传统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私塾式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罗振玉得以从科举的樊笼里跳出来，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对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在于教育不振，人才匮乏；在于农业落后，百姓贫穷。于是他立志要从农业和教育两方面人手，开辟救亡图存之路。
在封建社会，农为邦之本，文人不仕而农的也是大有人在，罗振玉首先也是投身于农业。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农学会。这是一个以宣传农业科学知识、介绍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的团体组织，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术性团体之一。在罗振玉的带领下，他们购买欧美及日本的农业技术书籍，将之翻译成中文后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1897年5月罗振玉又创办了《农学报》，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农学刊物，罗本人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编，梁启超为报纸作了“发刊词”。以《农学报》为主要阵地，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基础上，还开始总结我国传统的农业成就，可谓中西并包，一时间影响甚大。后来，这份报纸被称作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内容也涉及了中外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罗振玉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近四十篇有关农业技术的专业性文章。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特意提到了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这让原本无权无势的罗振玉兴奋异常，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声逐渐传入社会上层，为他以后转人政界积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
罗振玉投身教育实践是从创办东文学堂开始的。1898年，罗振玉经与日本人藤田丰八协商后，决定由农学会筹集经费，由藤田负责教学，在上海成立东文学堂。学堂招收各地学生入学，除了日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且都是用日语授课。而近现代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这个学堂学习过。王国维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日语，还跟随日文教习老师学习了英语，并且接触到了康德等人的哲学。可以说，进人东文学堂学习是他走上国学研究道路、成为国学大师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农学社、《农学报》和东文学堂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实干家”。1900年秋，罗振玉接受张之洞的邀请，赴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罗振玉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转入仕途的良机。
这个所谓的武昌农务局其实成立也不过三年，下面也有一所农务学堂，分农、蚕两科，同样也是聘请日本人担任教习，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学堂面临着关闭的危险。
罗振玉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学堂的学风着手，对师生约法三章，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学生和译员则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置。由于学堂平时的课程中日语课的课时比较少，因此学生的日语水平普遍较差，甚至两年多下来都不能直接听日籍教员授课；而学堂里的译员所翻译的讲义又有很多不通或错误之处，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对此，罗振玉在请示过张之洞之后，直接辞去了这些不称职的译员，从上海请来王国维和樊炳清担任翻译。这两位都已在东文学堂接受了系统的日语学习，对于农业课程方面的翻译早已是得心应手，所以很快就和教员配合默契了。其实按照罗振玉的想法，翻译都只是暂时的，以后随着日语课时的增多，翻译制度便逐步废除，学生直接听日籍教习授课。如此这般，这个本来濒临关闭的武昌农务学堂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就不得不让张之洞对罗振玉刮目相看了。
1901年，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回国之后先后担任两粤教育顾问和江苏教育顾问，并并在苏州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今苏州中学前身）。在办学过程中，罗振玉提出要注重对学生实施德智体全面教育，这个观念在今天都还没有过时。
如果说没有晚清政治的风云变幻，如果说他没有卷进政治的风潮中，也许在后世的眼里，罗振玉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育家，是一个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只是，历史经不起假设。

本文由网上采集发布，不代表我们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zgls/minguolishi/20220923/14417.html

声明: 文中所以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可联系网站进行修改或删除。
历史网仅供爱好者学习交流,所有作品及文字版权于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用于商业及其他营利目的，责任自负！